〔33〕等置模式A描述了这一相互关照过程（见下图）。

对2008年和2009年韩国的陪审制度的有效性有不同的评价。尽管2008年没有达到预期，2009年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在很短时间里，在陪审团审判中明显实现了公开审判，集中评议。【内容摘要】在东亚，没有正式的英美式陪审团，但存在建议性陪审团，包括：日本历史上的"参考性"陪审团、韩国的咨询性陪审团、我国台湾地区的人民观审团，建议性陪审团是学习英美式陪审团的结果。不论在俄罗斯还是西班牙，两国都出现过很多由陪审团审理的臭名远扬的案件，如迈克·奥特齐（Mikel Otegi）案件就显示出新的陪审团制度的脆弱性。调查证据完毕后，由检察官、被告、辩护人依次就案件事实及法律分别辩论。台湾司法院司法改革策进委员会于2011年7月26日通过人民参与审判的建议案，探行人民观审制。

职业法官与观审员同列而坐，一起合作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及量刑。长久以来，韩国有独裁主义的传统，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转变，政治民主化对司法过程民主化提出要求。但在本案中遗赠人自1996年认识原告张学英以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三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以及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法律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柏林州法院和州高等法院相继驳回了其情妇的申请。其次，就遗赠人应得一半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和卖房款而言，遗赠人没有充分的理由，如遭受虐待，而剥夺其妻子的继承权，其妻子也有权继承其中部分财产。再次，规则应优先于原则。据前述骑墙理论，可考虑将遗赠人有权处分的财产一半判给其妻子，一半判给其情妇。

(27)前引⑺，第521-547页。而可视为正当的动机明显的有，回报受赠人作出的牺牲，抚养共同生育的子女，保证情人的生活。

原告张学英明知黄永彬有配偶而与其长期同居生活，其行为是法律禁止，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侵犯了蒋伦芳的合法权益，于法于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柏林地方法院对有争议的二万马克的赠予判定不违反道德，其立场是，受赠人与立遗嘱人的关系应当这样来评价：受赠人根本未结婚，因为这一婚姻只存在于纸上，其丈夫有意放任她与立遗嘱人的个人关系。归根结底，在本案中这两项次要技术是服务于遗嘱自由这种价值的。⒁当然，还有因动机是复合的，难以判定哪种动机居主导，导致不易对遗嘱违反善良风俗与否下结论，不如认定其有效。

在存有明显争议且无法判定谁全对谁全错时,必须反对非此即彼的态度,应当兼顾当事人双方和社会对立的道德立场。依据《德国民法典》的价值秩序，除了特留份权，婚姻和亲属关系相对于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居于次要位置。第三，多数原则也是受到限制的。五、法院如何判决此类有道德争议的案件 （一）如何对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具体化 首先，对善良风俗或社会公德的解释，是在法律内部还是在法律外部？拉伦茨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38条既包括了法律内在的伦理原则，也包括了外部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但前者具有优先适用权，后者只是在与前者一致，且对现行法律的解释更佳时才可适用。

⑹例如有，萧瀚：《被架空的继承法--张xx诉蒋伦芳继承案的程序与实体评述》，载易继明主编：《私法》（总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313页。第三，行为与法律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其1968年的判决中，第三民事审判庭指出，据现行的继承法，将近亲属的继承权置于非家庭成员之后，尚不能证明这违反道德，在此类案子中决定性的问题是，能否将立遗嘱人对受赠女子的赠予归于他们的性爱关系。以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又逐步放弃了"事实推论"，"经验定理"。

(26)然而，既有的法律内在的伦理原则有时并不能回答新出现的问题，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38条善良风俗这个法律内在的伦理原则，并未告诉人们应如何处理基于性关系的遗嘱，因为善良风俗是一个要根据具体案情来填充具体内容的原则。如果被继承人曾与某女士保持婚外性关系，尤其是通奸关系，为了向女方表示酬谢或者为了促使女方继续保持通奸关系而作出的法律行为，被认为是违反善良风俗的和无效的。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引自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1）纳溪民初字第561号，见http：//nx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33。（2）最高法院承认 第一，《德国民法典》的继承法受遗嘱自由原则支配。柏林基层法院的遗产法庭颁发了相应的继承证书。被告蒋伦芳要求确认该遗嘱无效，予以支持。

依据生活经验，这种指定继承既可以建立在性的基础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其他的动机之上。然而，一直跟踪报道此事的泸州晚报的记者们，却专程赶来找她，并将一些好心人的捐款转送给了张学英。

当然，这些不足也部分源于资料的缺乏。这在纳粹时期，已明确变成了受赠人的责任。

十年以后，他与其妻子分居，并于1993年通过一份手书的遗嘱将其新的女友立为唯一继承人，其女友与之共同生活至其死亡。⒅最后，由于一般不去查明难以确定合理与否的动机，举证不再成为问题。

⑵ 二、德国情妇遗嘱案 从进入诉讼角度上看，德国法院对情人遗嘱（Celiebtente stament）案的审理可追溯至20世纪初。正如梅迪库斯所说："第138条所称的'善良风俗'只是从道德秩序中裁剪下来的，在很大程度上被烙上法律印记的那部分……。2001年春节，黄永彬、蒋伦芳夫妇将售房款中的30000元赠与其子黄勇在外购买商品房。判决相隔31年，立场也大相径庭。

自1905年首个情妇遗嘱案之后，⑶德国法院判决了数十个情妇（男）遗嘱案，⑷这里选取的一情妇遗嘱案，堪称德国对待情妇遗嘱的分水岭案，它标明德国法院，尤其是主管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后立场的改变。多数与正当的关系有三种情况：多数人接受的也是明显正当的，例如善意撒谎，借债还钱。

法院也无权价值中立，因为判断性是法院工作的最根本性质。为给黄永彬治病，张学英花去近一万元钱。

州高等法院还认为，在遗嘱中亏待妻子和子女，原则上是允许的，因为他们通过特留份权和净益请求权得到充分的保护。进入 郑永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情妇遗嘱 道德立场 法律技术 。

杜塞尔多夫的州高等法院1997年12月3日判定，新遗嘱未违背善良风俗并确认其有效。因此，在总体和历史上可以观察到，德国最高法院立场的改变，受到社会意识在婚外（非婚）性关系上的道德评价的影响，尽管二者并非同步，且前者常落后于后者。⑿即便有时也作动机考察，也是一般从中反推出遗赠人动机不当。如果你认为是违背你的道德，你可能会找另外一套技术去反对，可资借用的技术之一是，结果的合理性考量，或曰社会效果考量，而即如果适用特别法会带来不公正的结果，或不好的社会效果，便适用一般法。

它们本身无对错之分，值得考究的是在何种条件下运用。2．不服法院关于情妇继承遗产的临时决定而提起的再抗告在形式上是符合规定的，然而，在实体上并不能成立 （1）最高法院赞同州法院的论述及其结论 被继承人将M女士指定为继承人，因而排除其姐妹的继承权，并不因违反《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1款所规定的善良风俗而无效。

如果持违反的立场，便自然排斥了遗嘱自由，如果持不违反的态度，便适用遗嘱自由。柏林地方法院据《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1款判这一赠予违反了善良风俗而无效，理由是，遗赠人是由于"那种有悖于礼仪和风俗的关系"来决定终意赠予的，受赠人利用了与遗赠人的性爱关系以确保从他那里获得金钱利益。

为了打官司，张学英说她已经连续几个月都没有交房租了，并且还抵押了电视机。如果要考虑动机，其中可视为不正当的动机，如对以前的性关系表示酬谢，有意报复妻子不让其得利。